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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想人格，或以“君子”
、“大丈夫”
期许1，自后孔、墨继之，并对士人有诸多寄望。
重士之风，乃春秋战国时代智识阶层涌现之时势使然;重士言论，并非儒者独有现象，道、儒、名、墨各家皆然，唯各家所标示的人格型态互有差异，乃属同中之异。
秦道家思想的第六个特点是提出贵众之说。
春秋战国之动荡不安，祸根来自统治阶级。
由于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端赖上层，故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诤谏、建言。
在诤谏、建言中出现民本思想。
而诸子中墨派立场较关注“农与工肆之人”
（《尚贤》）。
老子已强调施政要“以百姓心为心”
（49章），并说“高以下为基”
（39章），这就是要以百姓的愿望为愿望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。
一是取长补短之意。
《用众》谓:“物固莫不有长，莫不有短，人亦然。
故善学者，假人之长以补其短。”
这些话正反映了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所说的黄老道家采众说之善的特长。
《用众》还譬喻说:“天下无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取之众白也。”
这种掇取“众白”
以成裘的方式，也正是《吕氏春秋》作者那种涵容并包的风范的表现。
二是提出“众知无畏乎尧舜”
的特殊看法。
《用众》说:“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，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，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，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。”
秦道家强调众勇、众力、众视、众知所汇聚的力量之强大作用，这主张在道家或诸子中是极为特别的。
三个特点是提出“君之立出乎众”
的超时代意义主张。
在古代，王位的取得及君权的来源等问题，总要染上天意授受一类的神话，即使在孔、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这痕迹。
宗法世袭制行之已久，弊害显见，墨子对儒家主张的宗亲血缘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评，如谓“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”
（《尚贤下》），仅仅缘于“骨肉之亲”
，连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权，因而禅让说的提出实已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挑战《用众》说:“凡君之所以立，出乎众也。
立己定而舍其众，是得其末而失其本。”
这里，提出两个十分根本性的主张，一是君位出于民众的说法;另一是民为本君为末的观念。
后者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跨进一步，而君民为“本末”
关系之说，这观念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显然，《吕氏春秋》这种超时代的主张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对立，这类主张便足以使吕不韦招致杀身之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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